变革的悖论和呼喊

　　有二奶，就有大婆，有二奶、大婆，就有她们共有公用的“爷”。

　　中国有句老话：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这句话从来就给我一种非常强烈的“职场”气息。婚姻之中应有的一切内涵，在这句话当中影踪全无，剩下的只是作为生命生理需求的供给者和受惠人的关系。中国农耕岁月，男人是主要劳动力；到今天中国经济的大转型时期，因为经济发展生态的不平衡，因为传统规则泥沙俱下的沉重负荷，二奶现象的出现，成为难以避免的社会故事。

　　从打工到二奶，年轻的女孩子们走过血和泪的长途。无穷尽的等候，间隔型的会面“睡觉”，定期颁发房屋租金和包养躯体“肉金”。在人类范畴，性是人灵肉合一的故事，正常婚姻中女性都具有的深情、哀怨、愤懑和仇恨，还有故作姿态的平淡、言不由衷的表演，二奶们都不缺乏。自然，男人们也理所当然地“制造”些削价、拖欠、最终“玩失踪”等等故事来应对。

　　让人感到震撼的，是很多二奶们将“当二奶”作为一种“不错”的职业。

　　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、贫穷家庭的女孩子难道就不能通过一些极端方式来改变命运？我也奋斗过，我也打工呀，可是代价太高了，不是被男人欺骗就是自己无端地生病。我们永远是弱者。

　　在这个村里，二奶有不少相同之处。家境相同：来自农村贫寒家庭。家庭背景相同：家中有兄弟姊妹多人。你一旦外出打工，往往逼得你去卖血卖身也得搞点钱回家，养活他们，甚至供他们上学、盖房、讨老婆！婚恋悲剧：出来之前或者是被包之前，都经历过失败的婚姻或恋爱。教育背景相同：绝大多数是初中或小学毕业。外出打工经历相同：孤立无援，吃尽苦头，因而常常被人欺负。导致的结局也是一样的：被人包养。

　　我不是表示做二奶就是这一类女人的唯一出路，但至少对我来说，从我遭受的挫折来说，我不敢再去社会上打拼了，我拼不起，就干脆让人养起来算了。有人叫国家养，有人叫企业养，光拿钱不做事，儿女出国，衣食无忧。我们那里有人5岁造花名册，就是国家干部，就有了国家工资。他们可以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叫男人养？

　　正在六神无主的时候，遇见一位高中同学，她已经做了香港人的二奶。她的“丈夫”的一位同事也想找一位老实本分的内地女子做小的。女同学劝了又劝，叫我与其千辛万苦，不如每个月拿几千元“固定工资”算了。我想了一个星期，我咬着牙答应了。

　　一年多来，我累得很，总要遭受不同男人的欺负。做小姐这样烂下去不是长久的办法，不如找个男人稳定一点，不用成天担心得性病。我想也没想，就跟他来到这个村，租房子住下来。他一个星期过来一次到两次，我慢慢地喜欢上他了。我一个外来妹子，在深圳总算有个家啊！总算有个男人记挂着我啊！

　　涂俏遇上一个叫阿婷的二奶，她认为自己遇上了好人。她被包养的价格较高，每月5000元家用，还不包括房租。这5000元，就是阿婷的“红利”。逢年过节，“老公”还给红包。有时一个红包就是一万元。她要是“离婚”，家里就断了摇钱树，又要坠入贫困。阿婷认为：“女人有人养，不愁吃不愁穿，这才是天大的福。(家乡)全家人一年到头，从春累到秋，田地里收下的苞米、稻谷、红薯，统统加起来，也卖不到5000元钱！”阿婷父亲还这么说：做二奶有什么怕的，好过在家乡挨苦受累，一月拿5000元钱，不要说下田，连太阳都晒不到一下，要知足！

　　对于这类特殊女子来说，她们是生活在深圳特区，但她们心中却依旧生活在自己家乡早被确定的行为支持或束缚“系统”中。这个“系统”的成员，就是同乡与亲友。二奶们的大多数都获得了足够的支持，尤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的广泛宽容。

　　究竟是什么使得那些“支持系统”笑贫不笑娼，认为当二奶不再是一个“火坑”？答案是简单而又极其复杂的：因为支持系统的贫穷，因为血源关系的责任；因为经济条件的差异，因为面对未来的向往。

　　大变革时代的社会，人潮开始流动，心愿开始更新，外边的世界很精彩，里面的世界很无奈，到处充满着呼喊和悖论，悖论和呼喊。

　　什么未来不未来的？对我们这些做小的来说，有个男人呵护你，这就足够了。

　　鬼话，凡是做二奶的都想不开。阿灿喃喃地说：做小，做小，小、小、小……说着说着，她突然嚎啕大哭。这一天，阿灿的哭声使得整个海湾村都显得这般苦涩。